2015/3/16

寫在「年級」系列文之後

這陣子以來,由作家劉克襄所撰〈像我這樣四年級的人〉一文,迅速點燃世代戰火,後續在公共論壇接見刊幾篇〈像我這樣的六年級〉、〈像我這樣的七年級〉、〈像我這樣的八年級〉的文章,內文描述該年級的世代共感,呈現不同世代的風貌,一時間,「年級文」系列成為熱門的世代索引圖鑒,彷彿只要我們讀了不同年級的敘事,便可進入並而同理彼此的哀與悲。然而,這些在公共論域的自我告白,卻讓身為七年級的我有種「集體推定」的感受。

這些集體推定,談的是七、八年級的共同傷感、夢想碎裂,以及時不我與的時代共感。也許我們可以說,這是一種由失落所建構起的共同體想像,將過去與未來匯聚於此刻。七、八年級在此共同的時間尺度中,一起完成了失落共同體的想像。然而這樣的想像,是由空洞的意義加以填充與表意,塑造出一致而集體的詮釋框架。

「年級文」所召喚的共感經驗,是否合於每個生命經驗上?夢想的製造與破碎,難道不是無數歧異的敘事版本?但「年級文」所呈現的樣貌,卻是受到縮限與濃縮的單一版本──任何人皆可拿著這份劇本,宣稱世代的隕落。

也因此,世代的眾生相,成為單一框架下的詮釋。其中,看不到個別生命的殊異視角,看不到「追求房產」以外的人生座標,更遑論進一步拆解傳統價值框架、並重新覆寫意涵。換句話說,當我們希望能擠身嚮往的階級,並視為人生待實踐的夢想,我們只不過複製過去的成功模式,而「成功典範」的挫敗,則成了夢想的破滅。

其次,這兩篇七八年級文中,看不到任何對公共性的具體投射與想像,只見對個人秩序的管理,與對氛圍的消費。當然這種缺漏,並不代表撰文者沒有覺察。只是若要以世代做為論述手段,傷感的顧影自憐,是無法在策略上有任何實質意義的。

我是七年級,偶爾經過新建案或是房仲代表處,又或每月月初要付房租時,也總不免心情灰暗。但一系列比慘的「年級文」所欲召喚與對立的對象為何?其目的僅是一種世代的歸隊?亦或是開啟世代對話的契機?這兩種並不衝突,但我們看到的回應,多是表達感同身受,讀者間除了形成世代的共同體想像,也建構了我群與他者的藩籬,並讓世代間瀰漫著叫囂與對罵。

幾年前,我陪一位業務朋友吃春酒,經歷了一段超現實的體驗。

那天不只是春酒聚餐,還是該公司的「升級加冕」典禮,用以獎勵在單位業績搶眼的業務。幾位青澀面孔陸續上台,第一位致詞者,他以顫抖而充滿激情的聲音開口,「我是個南部上來的小孩,過去我不知道夢想是什麼,但我在這裡,得到了我所嚮往的財富。從南部北上工作很辛苦,我也曾徬徨,但我賺了錢,可以榮耀我的父母了!」

接續兩位發言的致詞,則將前引的南部改為中部與東部。當下我想的是,我不需要這種「北上」的困苦資格,也不需要這種比誰住的比較南部、誰比較東部,這樣的評比只是讓人把成功歸功於自己的困苦、忘了他人提攜與運氣;並把失敗歸咎於鄉里的落敗,或是自己的出身。

我也許是個好運的人,所以可以不以南部出身,做為資格基礎。我事實上是個好運的人,所以感傷嘆息的言說,不是我的敘事版本。如果每個世代要為自己發聲,我只想說,別忘了那些連發聲權利都被剝奪的人。

在年級文熱潮過後,不禁反思,我們究竟需要幾篇火熱的年級文做為拯救世代的超級英雄?而這樣的集體與一致性,是否意味著我們依舊嚮往英明的代理人為自己發聲?在神喻般的激情過後,我們能從系列文中學到了什麼?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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