「食物革命」的主詞跟受詞為何？

「消費決定地球的物種，也決定未來世界的樣貌。」生態綠創辦人余宛如堅定的說著。近年來，在飲食全球化的消費體系底下，對身處台灣的我們，自然無法 倖免。尤其以食物安全為首要的食物議題，從毒澱粉、毒油以及農藥殘留以降，台灣消費者站在看不到結束到來的此時此刻，除了表達憤怒、呼籲企業重拾良心以 外，也有一群長期關心食物倫理與投身公平貿易的年輕人，不斷透過書寫與出版、巡講與座談，甚至挽袖打造品牌與通路經營，嘗試將國外行之有年的「食物文化」 介紹予台灣。在食安危機的背景音中，台灣社會該如何看待食物教育、食物倫理，以致於能達成「飲食革命」？

推動食安教育的問題意識

如果說，「食物教育」在台灣發起的關鍵轉折是危機重重的食物安全，那麼與各國比照，未免顯得格外蒼涼。余宛如指出，以英國為例，食物教育起於高社會意識與參 與的公平貿易（fair trade），義大利則是起於相對速食的慢食反思，法國則是以廚藝與藍帶做為一脈相承的飲食識別象徵，這些國家不若台灣發起食物教育的背景為食安危機—— 像是試題測驗，希望以教育做為食安危機的解答——多了一些關乎食物本質的人本思維，包含人與土地、人與環境、人與傳統，以及人與社區、與協力合作等面向上 的思辨，而我們則是用以做為「對抗食安」的積極手段，在這樣的文化比對下，余宛如擔憂台灣的飲食革命將因此一問題意識，而窄化了各式「食物教育」的論述空 間，進而使「對抗食安」成為食物教育的主旋律。

此外，余宛如指出，目前台灣的食物教育多為社會企業與關注環境保育的NGO團體做為發動的引 擎，而台灣政府將「食教」落實於國民教育體制中並不夠主動，但余也提出另一種反思的觀點，認為即使列入國民教育的教材之中，但面對現行以考試做為評量方式 的鑑測制度，將使食物倫理與教育成為僵化的教條與守則，食物教育是一種觀點性的思考，而非是非題的斷然選項。
若以學校教育來說，例如法國或 是英國會邀請廚師、小農到學校教導學童認識食物，並辨識不同產地食材的不同口味，訓練學童味蕾的敏感度，並且藉由對不同食物的認識，瞭解該地區的地理、氣 候與特色，這也是多元食物下的多元文化學習過程。然而，這套教學方式若置於現下的台灣教育現場，仍有許多亟待解決的文化差異問題，例如國外的食物教育是延 續性且系統性的訓練，而台灣常見的情境則為「體驗性」的活動，雖然立意良好，但未能將體驗後的感觸加以擴展，對於食物教育本身也只停留在「當下」的感受， 未能成為一套知識系統。

通路的社會責任

提 倡食物倫理與教育也並非消費者與企業點對點的單向模式，在消費體系中，通路如何扮演「教育者」的角色，對台灣的消費者而言則又是另一段新奇的認識。在台灣 的食物消費情境中，「通路」的角色經常在食安事件中以落難者的身份現身，但在追究其社會責任上，則又是是經常性的「缺席」。余宛如以她在英國Co-Op超 商消費的經驗為例，指出該商場透過店內廣播，教育消費者關於公平貿易的基礎知識，同時更主動提供公平貿易產品更多的上架空間，相對於台灣通路經常以促銷或 買一送一的優惠方式誘發不必要的購買行為，英國的經驗，讓她重新定位了通路介於「供給」與「消費」間的另一種意義角色——即是另一種教育的現場。

台灣食物教育的單位與企業

透過一套制度的設計，我們可以引導更良善的互動模式，並進而型塑文化的面貌，余宛如以大英國協的威爾斯政府為例，該政府資助而成立的成立了「威爾斯浪費認 知」（Waste Awareness Wales）組織，倡議家庭妥善規劃購物清單，透過飲食規劃，煮食恰到好處的分量。並且透過文宣，鼓勵居民「愛自已的剩食」，並對各種食物的保鮮與存放， 提出精確的建議。根據該組織的統計，避免食物浪費不僅可以保護環境、減少垃圾的掩埋，同時每個月還可幫每個家庭節省五十英鎊的支出。，她進一步指出，政府 在落實食物教育上的角色責無旁貸，若我們只關注在如何對付食安的議題，那我們在面對食物教育其他關懷的議題視野上，將無法看到更多更廣。

余宛如提醒到，在台灣，很遺憾的並無這樣的教育與政策化的引導，目前皆由主要幾間大學的老師以專案的方式實踐為主，例如東華大學發起綠色廚房的宋秉明教授， 推展在地飲食教育與公平貿易等；又如在企業的參與上，上市公司豐藝電子利用員工餐廳，以社群立量支持宜蘭小農，同時推動食物教育，多年付出與用心則為一 例；以連鎖品牌來說，連鎖科普教育企業石尚，在台灣科普教育博物館、動物園等餐廳，推廣公平貿易教育與商品不遺餘力。以通路來說，頂好開始讓公平貿易產品 上架，參與推廣，期待能在通路的改革中，激起浪花。

飲食革命在台灣的在地化語境

飲 食革命的命題與其主張，在各國社會都歷經一段倫理辯證的過程，為什麼讓學童認識食材的來源是重要的？又公平貿易與工業化食品產業彼此的互補關係又是如何呈 顯？又例如，食材的價格背後所訴說的又是一個什麼樣的勞動與成本的故事？而這些關於食物革命的脈絡與辯證的歷程對台灣而言相較陌生，我們可以發動食物革 命，但我們必須反問革命的主詞與受詞為何，而又該如何將它在地化？

對此，余宛如指出，食物革命其實是一組「透明化」的想像與要求，我們透過 對食物來源所指涉的經濟、勞動力、物流與文化的多元性等認識，進而學習人本的關懷與同理，而在地化的情境思考，則可透過台灣社會普遍對農村的偏狹論述為 例，認為我們必須反省過去對農業的不正義認識，進而產生對農業與農村的懷舊隨想，有些社群甚至認為農村就該保留它的原貌、對於現代化的基礎建設則多予以否 定的立場等，卻聽不見實際生活在農村、投入農業者的心聲....，如此我們對飲食革命才有屬於自己的專屬語境，並產生屬於台灣的論述與活動。如果米蘭世博 對我們能有什麼經驗上的參照，或許這才會是我們對飲食教育的具體實踐。否則一場飲食革命，可能只會流於體驗式的派對而已。